快捷c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quot;收藏到我的浏览器;quot; 功能 和 ;quot;加入书签;quot; 功能!“哼,才不怕你呢。”胡小静伸长着脖子,还给田志雄一个恶狠狠的凶样,随后,她又来了一个360度急速转身,做出一个很漂亮的抬腿踢踹技击动作,嘻笑道:“呵呵,一脚踢飞你。”

    “你的剑术最近练得怎么样了?”陈佳林一边忙乎着手里的活儿,一边向胡小静问道:“有没有什么长进呀?”

    “唉,我老爸每天忙得团团转,经常连人影都见不到,他那儿有空教我呀,”胡小静撅着小嘴儿,摇晃着小脑袋,凑到陈佳林面前,说道:“二哥哥呀,你什么时候有空再来教我三节g呀?”

    “啊,又要找我教你呀。我问你,你跟小哥哥练的‘抡板凳打’学完了没?”

    “没有,只学到了第五招‘泰山压顶’,”胡小静把娇小的身子靠向陈佳林蹲着的背部上,一边轻松地用手举着伸直的左脚搬到自己头顶上,一边嘟着小嘴儿,说道:“小哥哥说我练得软绵绵的没劲,他就不肯教了。”

    “嘿嘿,你又告我的状呀,”田志雄走过来,扯了一把胡小静的小辫子,笑着说道:“你们都到楼下等着去吧,我这就把鞭炮从窗口放下去了。”

    “哦,走喽。”胡小静朝白薇薇和郑雪娇一招手。

    三个小女孩发出欢快的叫声。她们相拥着冲出了房间,嘻嘻哈哈,蹦蹦跳跳,一起跑到楼底下去了。出了家门口,三个女孩子勾腰搭肩地站在那儿抬头往上望着,等待着鞭炮挂放下来。

    这时,田志雄在六楼窗口处把一根竹竿伸出来。陈佳林用绳子将竹竿的一头拴住,固定在窗台上。然后,两人合作着把竹杆另一头上连接着的一大串长长的鞭炮,从窗口外缓缓地悬空垂放下来,一直延伸到地面。

    正午十二点到了。胡小静在两个师兄的保护下,壮着胆子用打火机点燃了那悬挂着的鞭炮。长时间“噼哩吧啦”燃放鞭炮的声音,让南国街上许多路人都停下了脚步,好奇地围观这热闹非凡的喜庆场面。与此同时,胡大海家里楼房的一、二、三层楼都摆上了一桌桌酒席,他的亲朋好友、左邻右舍的老街坊几乎全都到场了。众多宾客随意地海吃海喝了一顿颇为丰盛的大餐。这天庆贺胡大海的新居之喜,大家很是热闹了一番。

    在南国街这古老的街巷上,自进入八十年代后焕发出一股新的商业气息。胡大海家的这栋六层楼宅更是格外引人注目。主人把新楼的底层一分为二地隔成两半,各自装上了卷闸门作为商用门面。这是他和妻子共同经营的店铺,门口上方挂着一块金字招牌:昆鹏日用百货经销商店。为此,他的新商店也有更多的旺气和人气了。街坊邻居们都议论着,说是改革开放这几年以来,胡大海发财了。

    不错,今年四十四岁的胡大海,现在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商人。他家的百货商店如今生意兴隆,每天都往口袋里装进许多钞票,可真是让人羡慕死了。可令人纳闷的是,他是怎样快速地致富起来的呢?这要说起来,话就长了。

    胡大海的文化程度并不高,少年时代只念到初中一年级。他自小跟在旧社会里当镖师的父亲习武练拳,有一身好武功自不必说了。他年轻时,尤其喜欢结交朋友,对社会上的各种事情识多见广,颇有为人处世的豁达和老练。六十年代,他在市物资回收公司收购站当了一名职工。那时,他每天骑着一辆三轮车早出晚归,四处奔波,吆喝着走街窜巷,为公司回收废旧品,每月的工资只有三十七元五角。后来,他收了毕自强、陈佳林、田志雄这三个半拉子大的男孩子为徒弟,利用业余时间给他们传授拳脚武艺。

    那时候,要说起做买卖的事,恐怕只有胡大海的母亲胡氏阿婆算是沾上一点边儿。七十年代初,南国街的街道居委会因考虑到胡氏阿婆和街道上的另外几个阿婆一直都没有什么收入,便组织她们成立街道老人互助组,由胡氏阿婆牵头和出让地方,利用她家楼下的房屋摆起一个卖凉茶酸嘢的摊档。小店里经营的项目,就是:凉茶,一分钱一杯;酸嘢,一分钱一块。如果这也算是做生意的话,胡大海家倒也有十多年的经商历史了。

    从一九七六年十月打倒“四人帮”到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开始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为许多人改变命运过上富裕生活创造了条件。从一九七九年初到一九八二年春这短短的三年时间里,胡大海瞅准了这一时代变革的契机,毅然决然地辞去单位公职,先他人一步,开始小打小闹地做起杂货店的生意了,几经折腾,终于把小买卖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竟歪打正着地闯出一条经商致富的路子来。。 书包网最好的网

    第八章 物换星移(之中)

    那是一九七九年初,胡大海看到当时社会上所发生的明显变化,感觉到有做买卖赚钱的机会了。他首先想到的是应当充分利用自家地处市中心的热闹街道上的有利条件。看见家门口路过的行人来来往往,母亲经营的凉茶、酸嘢摊每天都有不少人来光顾,虽说只是小本生意,但做的还很不错呢。他家的房子是祖上传下来的两层楼房,上下两层都有两间房。下层的一间房屋让母亲摆凉茶酸嘢摊档占用了,另一间是用来方便进出家中后院的通道,两旁堆放着许多大件杂物之类的东西。

    这天休息日,胡大海心血来潮,卷起衣袖劲头十足地干起活来,把空闲的那间房子里堆放的杂物统统清空搬进后院里,然后把天花板到地面都打扫得干干净净。晚上,他和妻子陈丽梅商量着用这间空房来开办一个日用杂货铺,并说明天就去进货来卖。

    陈丽梅比胡大海小五岁,是一个残疾人,她的左腿脚有些支撑不住整个身体的重量,走起路来高低不平。一直以来,她在街道办的一家福利厂里当一名勤杂工。

    “你也没经过居委会的批准同意,就要先拿钱出来去进货,可万一到时候人家不让开张就麻烦了哟。”老实而善良的陈丽梅心里有些忐忑不安,担心地问道:“这么干,能行吗?”

    “前怕狼后怕虎,成不了大事。”胡大海坐在屋里一支烟接着一支烟地抽着,思前想后地考虑了一晚上,最后还是下定决心了。他大手一挥,斩钉截铁地说道:“别管它,先干起来再说。”

    妻子陈丽梅的担心并不是空x来风。就在杂货店开张营业的那天下午,居委会姓李的女主任果然反剪着双手、黑着一副脸面,上门来兴师问罪了。她责问胡大海到底是经过那一级组织的同意,竟敢如此胆大包天地擅自开店卖货。见胡大海只是嗯嗯啊啊地应付着她,就是不肯关门,李主任气得拍起桌子来。她大声地勒令他马上关门,还嚷嚷着不关门就有他的好戏看。迫于居委会的权力干涉,他只好乖乖地先关了店铺。事情弄得如此糟糕,得胡大海如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可他仍不死心,绕尽脑汁,最终还是想出一个可行的办法:以妻子陈丽梅是残疾人的身份,挂靠在街道福利工厂的名义之下来注册开办这杂货店,其性质是属于街道集体所有制的,只是经营管理权归陈丽梅个人承包。作为交换条件,街道福利工厂不但不给陈丽梅发工资,还得反过来每月交承包管理费。就这样折腾了一番之后,胡大海家的杂货店总算是堂堂正正地开了门。

    从此,每天下了班后,胡大海便急急忙忙地踏着三轮车赶回家给妻子帮忙,不是去跑进货,就是替换妻子卖货,一会儿都不闲着。就这样,夫妻俩起早摸黑地干,一心一意地把生意做下去。日子一长,杂货店里的生意也渐渐有了起色。

    一年之后,胡大海把经营店铺所赚来的钱又全部投资进去,加大了经营资本,在自家杂货店旁边又租赁了邻居家的面门,扩大了经营范围和地盘,改挂起了“昆鹏糖烟酒商店”的牌子。门面一扩大,售卖的货也更多,妻子一个人实在是照顾不过来。正缺人手,陈丽梅的远房侄女唐秋燕十六、七岁,从乡下来城里投奔胡大海家,便留在店里帮工干活。尽管如此,由于每天开店时间太长了,只有两个人还是忙不过来。胡大海静下心来一合计,自己在单位里风里来雨里去的干活,挣的也就是那一点死工资,还不如回来和妻子把商店经营好划得来嘛。

    一九八一年初,眼看着自家店里的生意越来越红火,胡大海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下决心辞去公职自己当老板了。为了方便店里的经营,他把这两家门面中间的墙壁打掉,使之合二为一,经过重新装修,又改挂出“昆鹏日用百货经销商店”的新招牌。

    一九八一年以后,中央电视台播放节目的时间变得越来越长,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多彩了。每天晚上在黄金时间里,开始热播那些引进的美国、日本以及香港电视剧,如:《大西洋底来的人》、《加里森敢死队》,《血疑》、《排球女将》、《霍元甲》、《上海滩》等,这些都是轰动一时、万人空巷争看的电视剧,极大地吸引着当时国内人们的眼球。而此时在城市里,普通老百姓家里基本上是没有电视机的,人们只能到本单位去观看属于公家所有的电视机。一些单位礼堂或饭堂里通常会固定有一台十八或二十吋的黑白电视机,有专人按时负责开机和关机。在这种情况下,每天晚上往往是许多人围绕着一台电视机观看,平时少说也有几十人,有时多达上百人甚至于二、三百人。进入八十年代初,电视机这种稀有量少的进口商品,首先进入了社会上有一定权势、或有一官半职的人家。不久后,国内建厂引进国外生产线,开始生产黑白电视机。至此,电视机才开始作为一种昂贵的大众消费品,逐渐地走进了普通百姓之家。

    有一天,胡大海在外面与在生意上往来的朋友们喝酒。闲谈中,他从一个朋友口中获知这样一条信息:北方某省有一家“红光”电视机厂大批量生产黑白电视机,但因其产品投放市场的时间不长,其品牌还不为各地市场所熟知,因此其市场销售渠道极不通畅,厂家正为大量积压着的电视机发愁呢。说者本无心,听者有意。在酒桌上随便闲聊而得到这个情况,使他若有所思。这时,他的脑子飞快地转动起来,越琢磨越觉得有门儿:自己现有店面,如果能够搞来一批电视机出售的话,说不定还能挣上大钱呢。于是,胡大海在立即做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当晚,在酒桌上与朋友们分手后,他就直奔火车站买了一张特快车票。翌日下午,他便提着简易的行李包,从容地登上北去的列车。

    三天之后,胡大海风尘仆仆地来到某省“红光”电视机厂销售科。他毛遂自荐地提出为该厂代销十四寸黑白电视机,还不忘说起南疆市的市场上如何缺货的情况。最后,他主动向厂家许诺,保证在三个月内付清所有的电视机款。厂里供销科科长姓洪,五十出头的样子,头发花白,身材高大魁梧。他凭着多年与人打交道的经验和眼光,感觉胡大海不仅能说会道,还是一个有能力、有办法的人。洪科长又将他的相貌端详了一番,心里已认定此人是可以信赖的,便低下头来仔细翻看着他前来联系和洽谈业务的有关手续。胡大海见状,赶忙趁热打铁,不失时机地与他套着近乎,还自吹自擂自己是商店经理。由于当时该企业的销售渠道过于死板、单一,以至于大量生产出来的电视机堆满了厂里所有的仓库。洪科长发现他的商店是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营业执照,便放下心来,终于拍板同意了胡大海提出代销电视机的合作要求。当天下午,双方签下了一纸黑白电视机的代销合同。就这样,没给厂家一分钱,得到了电视机的代销权。之后,胡大海自己掏钱到火车站办理了有关托运手续。前后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厂里给的一百台黑白电视机被他分批托运回了南疆市。

    胡大海真可谓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的全不费功夫”。尽管事情的开头异常顺利,可这一笔买卖的生意经,其实真不是这么容易高声朗读的。半个多月过去了,店面里摆出来的电视机却仅售出三台,销售出人意料的冷落,把一直处于兴奋状态的胡大海愁得满脸皱纹,唉声叹气,开始暗自抱怨起自己先前的轻率和鲁莽了。

    当时的情况是,市面上的国营商店大都只出售仅有的几个国内知名品牌的黑白电视机,但因其价格相当昂贵,而当时人们的生活收入水平又普遍很低,零售的日销量并不是很大。一台十四寸黑白电视机的价格,大都在三百五十元至四百五十元之间,而这毕竟不是大多数老百姓家庭能够很轻松、一次性就可甩出来的数目。

    这一天,街坊邻居的一位老头儿来到胡大海商店里买东西。宋老伯已六十好几了,但身板硬朗,能吃能睡,精气神十足。他原是市建筑公司的一名老工人,早些年已经退休了,如今正在家里养老呢。他先是买香烟、散装白酒、食盐等东西,然后来到摆放着电视机的柜台前,站在那儿左瞧右瞅看了很久,不时地伸出那满是老茧的手摸一下那台电视机的外壳。心里涌出的一种强烈渴望,竟会使他一时爱不释手。

    “呵,好东西呀。”宋老伯不禁自言自语地说道。

    “宋伯,怎么样?”胡大海接待完店里的其他顾客有了空闲,走过来招呼着他,说道:“你老也抱一台回去看看?”

    胡大海从裤袋里掏出一盒进口的良友牌香烟,递了一支给宋老伯,还替他点上火。这时候,两人就坐在店里的木板凳上随意地闲聊了起来。

    第八章 物换星移(之下)

    “胡老板呀,这电视机我是真想买一台,可我手头上哪儿有这么多钱呀,”宋老伯似乎有什么想法,但几次都欲言又止。他坐在那儿大口地吸着烟,不时地在胡大海的脸上瞅一眼。最后,他还是决定把自己的主意当成一回事,很认真地讲了出来:“胡老板,你看我们能不能商量一下。你卖的电视机三百八十元一台,与国营店卖的比,倒也不算贵。不过,我现在手头上的现金不够呀。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先付给你二百块钱,你先让我抱一台回去看,剩下的一百八十块钱,我每月还给你二十五元,七个月内我保证付清全部欠款。嘿嘿,你看这办法可行不?”

    “这个嘛,呵呵,”胡大海听完宋老伯提出的建议,觉得不太妥当,用手挠了挠头,不无推托地说道:“宋伯,你看我这小店,本小利薄,哪里赊得起欠帐呀。那样,我的资金怎么周转得过来嘛,真是不好意思呀。”

    “老胡呀,看来你是信不过我,怕我赖你的帐,”宋老伯闻听此言有些坐不住了,心里一急,话也就强硬起来,说道:“你要是不放心的话,我可以立字画押给你嘛。”

    “宋伯,你这是说哪儿的话呀,”胡大海见他下额的短白须都抖动起来了,十分歉意地说道:“唉,我不是那意思。街坊邻居几十年了,我能信不过你老人家吗?可你不知道,就为了卖这一批电视机,我已经是焦头烂额,吃不香,睡不着,头痛得紧呀。弄不好,我也得关门大吉了。”

    宋老伯原认为蛮有把握的事情,这才硬着头皮、厚着脸皮开口。这时,遭到胡大海的婉言拒绝,他的脸面上有些挂不住了,心里很不舒服,但听胡大海这般诉苦叫难,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望着宋老伯失望地离开店铺的背影,胡大海叹息了一声,苦笑着摇了摇头。

    说实话,宋老伯主动提出这个先赊帐、后用分期付款还贷的购物方法,当时听起来十分新鲜,细想起来也不是不可行的。胡大海自知宋老伯忠厚老实,相信他一定会在日后如数还清这笔钱款的。可是,如果真的用这种赊账方法来销售电视机,那么,自己又怎么能在三个月内把全部钱款付清给电视机厂家呢?这确实是让胡大海感到左右为难,十分苦恼和头痛的事情。

    这天夜晚,胡大海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他心烦意乱地坐起来,点上了一支烟,脑里又想起了宋老伯提出的要求。他反复地思来想去,最后还是拿不准主意。这样又过去了一个星期,商店里也没卖出一台电视机。这一回,他再也坐不住了,自己主动上门来到宋老伯的家中。

    “宋伯,你上次说要买我一台电视机的话,还算数吗?”

    “胡老板,来了,”宋老忙着给他让座欲倒茶,说道:“呵,怎么能不算数呢?”

    “好,你在家等着,”胡大海连椅子也没坐,转身就往外走,把话扔在屋里:“我这就给你把电视机抱过来。”

    其实,胡大海的这种做法也实在是迫不得已。不过,这样做至少能让宋老伯无话可说了。没料到,胡大海如此销售电视机的事情,竟一传十、十传百地在街坊邻居中传扬出去了。两天以后,就有七、八个熟人主动上门来找胡大海,都提出以同样的分期付款方法来求购他的电视机。就这样,在此后的十几天里,胡大海竟然销售出了二十多台电视机。赊买到他电视机的人们,一个个兴高采烈,笑得合不拢嘴,犹如抱回家一个宝贝似的。其间,有的人给胡大海出主意,让他到一些单位去联系。并且还断言说,这种销售电视机的方法肯定会被很多家庭所接受,能让他在很短的时间里卖出手上所有的存货。

    此时,胡大海是又喜又忧:喜的是,手中的电视机不愁没人要;忧的是,向电视机厂付款的限期只剩下一个多月了。而今每台电视机收回的钱款数额还不到一半,剩余的钱款要一年之后才能到手,他又如何实现对厂家的许诺呢。为了要补足这笔钱款,胡大海开始想到了借债。可亲朋好友当中,谁又有这么一大笔钱借给他呢?有人提醒胡大海说,是不是可以考虑跟银行借贷。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若说到银行给私人贷款做生意,几乎是闻所未闻的事情。而缺一大笔资金来周转的胡大海,此时已经走投无路了。无可奈何之下,他还是硬着头皮试着与银行方面接触。“人算不如天算”,没想到几经周折之后,事情竟然有了转机。银行方面说货款是没问题的,但是,你用什么抵押物来担保呢?胡大海坦言自己手上有七十多台电视机,还有二十多台电视机欠款的的凭据。银行方面对此不感兴趣,但又告诉他说,只要有国营单位做担保人,还是可以发放贷款的。这样,他不得不转而去找一些单位洽谈。就这样,他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在银行和某些单位之间来回奔波。半个月后,终于与两个单位谈成了这样一个结果:由该单位里想要电视机的职工先付三分之一的现款,余下的数额以一年时间来分期付款,而后从他们每月的工资里扣除。实际上,这就是以单位出面采用团购方式来买下胡大海的电视机,而银行方面事实上等于贷款给该单位。银行方面欣然接受了这个方案。

    胡大海利用手上掌握着的七十多台黑白电视机,通过与个人、单位、银行三方的经济合同来达成合作,使这些电视机都有了欲购的主人。他把这些黑白电视机用汽车拉到上述两个单位里,通过单位人员登记核对姓名之后,便让认购的人们抱着电视机回家去了。他手中七十多台的黑白电视机,最后是一台不剩,一下子全部售完了。最终,胡大海从银行那里拿到了销售电视机的全部现款,而此时离向厂家交款的限期还有二十多天。

    此后,胡大海粗略地计算了一下,销售完这一百台电视机,除去支付运费和一些其它费用,每台电视机净赚五十元,前后在两个多月时间里竟净赚了五千元。“借j下蛋”,这种通过借助银行的力量,而用经济合同来完成的“贷款”方式,让四十多岁才初闯商海的胡大海,第一次朦朦胧胧地领会了商业界的“融资”概念,掘到自己平生的“第一桶金”。这对他来说,或许是其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大步,也许,而这过程的深刻印记将会终身如影随形,影响着其以后事业的成败。

    胡大海尝到了甜头后,如法炮制,再接再厉,仅在半年时间里,先后四次从厂家进货,在南疆市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先后共销售了一千二百台十四寸黑白电视机,总共赚了六万多块钱。在当时,国家核定的大米零售价是:每斤一角四分二。一户普通四口之家的中等生活水平,每月的生活费用不过是五、六十块钱。他“一夜暴富”的发家史,对当时的普通百姓来说,犹如天方夜谭……

    当天吃完晚饭,胡大海把前来庆贺新居之喜的最后一批客人送走后,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了。收拾好客厅里的桌椅后,他与陈佳林、田志雄这两个徒弟一起在沙发上都坐了下来。

    “怎么样,你们俩也跟着忙乎了一整天了,”胡大海给他俩一人递了一支烟,颇为关切地问道:“呵,都累坏了吧?”

    这时候,胡小静也从别的屋子里蹦跳着窜出来了。

    “唉,我可是累坏了。”胡小静坐在两个师兄的中间,装模作样地叹息道。

    三个大人让她那模样给逗笑了。

    “你作业做完没有,”陈佳林搂着胡小静的小肩膀,问道:“干吗还不去睡觉?”

    “小静,别闹啊,我还有事跟你两个师兄说呢,”胡大海冲着胡小静挥了一下手,又从衣袋里摸出一叠十元钞票递给陈佳林,说道:“拿着,这是三百块钱。你们俩商量一下,找个时间替我到劳改农场去看看你们的师兄,这一百块钱是给你们俩的路费,另外那两百块是给你们师兄的。在里面,有些钱日子会好过一些的。”

    “知道了,师傅。”陈佳林点头答道。

    “你们去看大哥哥?”胡小静看了两个师兄一眼,走过来拉着胡大海的手,乞求地说道:“爸,我也要去看大哥哥,你让他们带我去嘛,好吗?”

    “你不上学了吗?”田志雄在旁边c嘴问道。

    “我不管,我也要去、我也要去。”胡小静爬上沙发把手,用力地摇晃着父亲的肩膀。

    “好好好,去吧,”胡大海被女儿纠缠不休,便开口答应了她。他转过头来,对两个徒弟说道:“那你们就带上她一块去吧。”

    “师傅,这没问题。”陈佳林看着笑咪咪的胡小静,说道:“不过,路上你可要听话哟。”

    “我保证听话。”胡小静举起右手,发誓般地答道。

    第九章 踌躇满志(之上)

    1982年,八月的盛夏。

    这天上午,何秋霖从家里出来,口袋里揣着工作分配通知单; 精神抖擞地骑上一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穿大街、过小巷,兴冲冲地来到南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大门口。

    他上身穿着一件时兴的“的确凉”白色上衣,下身是一条新的蓝色西装裤,肩上还背着一个草绿色的军用挎包。他今年十九岁,刚从省工商行政管理学校毕业,看上去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正当他推着自行车走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大门时,被收发室的一位白发老头叫住了。

    “喂,小伙子,”白发老头从收发室里走出来,仰脸冲着何秋霖问道:“你找谁呀?”

    “阿伯,我是新分配来的,刚来报到,”何秋霖解释着,并掏出分配单递给他看,顺口问道:“人事科在哪儿呢?”

    “哦。你上二楼,向右拐,第四间办公室就是。”

    “谢谢您了,阿伯。”

    在停车棚下架好自行车后,何秋霖昂首挺胸地走进了办公楼。

    这是一栋已有些年头的两层大楼。市政府是在一九七九年初才将这栋旧楼腾空,划给了刚恢复挂牌的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用做办公大楼。它在外墙上涂抹的那一层白灰已在岁月的流逝中变得暗淡无光,许多地方的白灰已渐脱落而暴露出里层的红砖。楼内的中间有一条走道,两边是相对称的房间,楼上楼下各有二十多间办公室。楼梯和扶手都是用木头架构而成的,二楼的楼面也是用厚木板块铺成的,它们被漆成暗红色。在人走动最多的地方,有些木板已被磨穿,表面上显得凸凹不平。有人在楼道里行走,脚步声便会在整个楼道里回荡,使人有一种不寂寞的感觉。

    何秋霖来到二楼人事科门口,探了探头,见里面有一位女同志正坐在办公桌的后面,便走上前去,彬彬有礼地把工作分配通知单递给她。自一九七九年工商行政管理局恢复以来,各地、市、县都大量缺乏专业人才。一九八二年何秋霖这一届的中专毕业生,是“”之后第一批充实到工商行政管理战线上有专业知识的、充满活力的年轻人。

    “哦,是何秋霖同志,欢迎你到我们局来工作,”那位女同志站起来主动和何秋霖握了握手,十分热情地说道:“认识一下,我姓张,是人事科科长。”

    张科长满面笑容地请何秋霖坐到木沙发上,还给他倒了一杯茶水。张科长的亲自接待,让何秋霖倍感受惊若宠。这种办公室待人处世的常规礼仪,让没见过多少世面的何秋霖心里有些忐忑不安,生怕自已的表现不佳,弄坏了给人的“第一印象”。他挺着胸脯,端庄地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僵直的手脚似乎也不知该怎么放了。

    局人事科科长张燕,是一位四十七、八岁的中年女人。看她微笑着的样子,眼角上的鱼尾纹清晰可见。她衣着整洁,身材匀称,没有一般中年妇女那种肥胖臃肿的体态。可是,让人略感惊异的是她身后却甩着两条长辫子,都快垂到腰部处了。依稀看得出来,她年轻时一定长得很漂亮。可瞅着眼前她的这番打扮,让人心里总觉得有点怪怪的。

    “省工商学校今年分配到我们局工作的只有五个人,你是其中的一个,”张科长的目光将何秋霖上下打量了一番,口气郑重地说道:“你的个人简历我已经看过了,各科成绩都很优秀,在工商学校的两年里都是三好学生,还是副班长嘛!你们这次分配下来,我们是抱着很大期望的。目前,我们工商部门编制紧缺,尤其是在基层第一线上,缺少有专业知识、充满朝气、能干实事的年轻人。像你这么年轻,又有专业知识,我相信你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会有所作为的。局里已研究决定,分配你到江南中心工商所去工作,你有什么意见吗?”

    张燕科长的普通话相当标准,她的语音中透着一种女性的魅力与的亲和,显示出她多年来做人事工作的职业风范。

    “我没意见,服从局里的安排!”何秋霖弹簧般地一下子站了起来,似要拍着胸脯表示决心的样子,豪言壮语地说道:“我是一个共青团员,组织叫我干啥就干啥,到哪里都是为革命干工作。”

    “很好,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年轻人,”张科长夸赞着他,微笑着点点头,说道:“今天下午,你就去江南中心工商所报到吧。”

    “是,我知道了。”何秋霖向张科长告辞之前,又一次表态地说道:“请领导放心,我一定会努力工作的。”

    在市中心街区的附近,有一个占着几条中小街道组成的农贸产品交易的“马路”市场,被称之为“和平”菜市场。这是一个市人皆知的、有着悠久历史的“自由农贸市场”,既使是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七十年代,也没有能够使它彻底消亡。八十年代初,这里农贸产品的交易从萧条走向复苏,而今又迎来一个繁荣兴盛的开端。

    在占据街道两侧用来摆摊设点的马路市场中心地带,有四间用玻璃纤维瓦、框架式铁柱、木板块和草席临时搭建的棚架房。每间房屋的空间大约在二十平方米的样子,里面摆了一些办公桌、椅凳、直立文件柜和一些紧靠墙壁放置的木制长椅。看上去像是有什么人在这里面驻扎办公似的。时值仲夏,过了午时的太阳常常从头顶上直s下来。棚架房上面盖着深蓝色玻璃纤维瓦,虽然它遮住直s而灼人的阳光,却无法阻止太阳光直s时所产生的热浪在屋里弥漫和翻滚。走进这些棚架房里,感觉就如同待在一个巨大烤炉里那样闷热窒息,能热得几乎让人喘不上气来。而一到冬天,棚架房内用木板和草席搭成的墙壁上,竟有许多缝隙和到处漏着的d眼,根本就挡不住凛冽寒风那冰冷无情的穿透力。而令人想像不到的是,如此这般简陋的几间棚架房的门口处正竖挂着这样一块牌子:市江南中心工商行政管理所。

    江南中心工商所是市工商局下属八个基层单位之一。所长叫陈灿,四十五、六岁,初中文化程度。他原先在部队里是一位营级干部,一九七九年转业到地方的时候,正值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恢复而被分配进来,之后便到了基层第一线的工作岗位上。三年多来,南疆市从无到有的马路市场管理工作,让他饱尝了人生中再创辉煌的那种艰难困苦。

    一九七九年以前,城市内的农贸市场是属于“市场管理委员会”管辖范围,而这个部门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时期存在的临时机构,其人员构成也非常复杂。其中,有市政府下属的环境和卫生部门的外驻人员,也有街道居委会派驻进来的人员,还有从工厂的工人宣传队里抽、借调来的人员,此外还有雇用来的临时工,等等,这样就形成了“谁都来管市场,谁都不管市场”的混乱局面。为适应全国各地的城乡农贸市场的快速发展,一九七九年,国家恢复工商行政管理机构的同时,取消了原“市场管理委员会”的管理职能,将管理城乡农贸市场划入了工商行政管理的职能范畴。此后,工商行政管理所的管理人员出外执勤,右臂上虽然还挂着原来的“市管员”箍,但其管理范围、方式和要求已和过去有了性质上的不同。到了一九八五年初,全国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人员才统一着装、换上了灰色的制服。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市江南中心工商所管辖着市中心街区最热闹的繁华地段,有平等街小商品市场、服装批发市场和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农贸市场,管理任务非常繁重。而全所总共只有二十五人。其中,正、副所长各一人,国家干部三人,国家职工五人,其余十五人均为无编制而属临时工聘用制的市场协管员。全所的管理人员在各个市场的工作岗位上,大都处在超负荷的工作状态之中,显得力不从心,几乎是忙乎不过来。

    下午,何秋霖准时来到市江南中心工商所报到。他走进所长办公室后,见所长陈灿正在接电话,角落里一台落地电风扇正摇着头在猛吹着风。这头顶上无隔热层的棚房实在是太闷热了。此时,何秋霖坐在长椅上等候着所长的接待,已是满头汗珠边冒边往下流,而背部上的衫衣也早已润湿了一大片了。

    第九章 踌躇满志(之中)

    陈所长放下手里的电话筒。他心里搁着事情,似乎没在意坐在旁边等候着他的何秋霖。他忽然从坐椅上站了起来,转身摘下挂在墙壁上的草帽往头上一扣,抬脚就往外走。见此情形,何秋霖一时性急起来,赶忙冲上前去挡住了他的去路。

    “陈所长,我叫何秋霖,”何秋霖站得笔直,大声地对他说道:“是刚从省工商学校毕业的,局人事科让我前来你处报到。”

    “哦,你新来的?好啊!”陈所长将他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眼,拉开办公桌的一只抽屉,从里面翻腾出一个标有“市管员”字样的箍递给他,说道:“戴上这个。对了,草帽、自行车,你有没有?”

    “有。”何秋霖立刻把箍套在了自己的右臂上。

    “嗯,很好,”陈所长一边大跨步向门外走去,一边回过头来招呼何秋霖,说道:“戴上草帽,推上自行车,跟我走。”

    “是,陈所长。”

    陈所长骑着自行车在前,何秋霖的自行车紧随其后。两人头顶着炎炎烈日,一前一后地掠过大街穿过小巷,急匆匆地向前赶去。陈所长不时地放慢一下骑车的速度,回过头来等何秋霖赶上来。十多分钟之后,他俩汗流浃背,来到了一个叫“水街”的农贸市场。就在前面马路边上的一个摊挡前面,有一大群人正在那儿围观。陈所长招呼何秋霖把自行车停锁在路边,两人便挤进人群当中。

    “让开让开,没什么好看的,”陈所长拨开周围的人们,挤到摆着一堆牛r块的摊档跟前,见到了一男一女与摊档后面那三个农民模样的壮年男子正在争执不休,便面向他俩,冷静地问道:“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何秋霖站在陈所长身旁,看到那位中年女同志右臂上戴着“协管员”字样的箍。那男同志三十出头的样子,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左胸上挂着“卫生防疫”字样的胸章,一看便知道他是卫生防疫站派到市场里来的r类检验员。

    听着他俩跟对方的争执,何秋霖明白了事情的缘由。原来,在摊档后面站着的那三个高矮不一的卖牛r的是郊区农民。他们所宰杀贩卖的这头水牛r,已被卫生防疫站的同志检验后查出是患疾病的死牛r,根本不能拿来食用。按照卫生防疫部门有关条例的规定,这样的病牛r不但不能在市场上出售,一经发现后还要作没收和挖深坑埋掉的处理。而对这三个农民来说,这七、八百斤的牛r可卖得三、四百块钱,这当然是一笔不少的收入了。如今听说这些牛r要被没收,这简直跟要了他们的命似的,哪里肯轻易听凭这样的处置。

    “不让卖,我们就不卖了。”领头的中年汉子心里发虚了。他见工商所又来了两个人,知道事情越闹越大了,便三十六计走为上,想溜了。他让另外两个小伙子模样的农民赶紧收拾东西,自己却挺身而出地挡在前面,对市管人员挥着手,外强中干地吼叫道:“你们凭什么没收牛r?不让卖,我们拉走好了!”

    “你们不能走,”陈所长跨步上前,拉住中年汉子的一只胳膊,厉声地说道:“管理人员已经把道理跟你们都说得很清楚了,我们必须要查扣和处理这些病牛r。”

    “你拉我干吗?”中年汉子把胳膊猛然一甩,用手当开陈所长,恶狠狠地嚷道:“你们想打劫吗?”

    矮个子把一辆自行车拉过来,和那个高个子动作迅速地把那些整块牛r往架在自行车后座上的两个大竹筐里扔。见此情形,年轻气盛的何秋霖想都来不及想,硬是挤上前去,欲阻止他们往箩筐里搬装牛r,不料却被高个子猛然用发力推开。何秋霖脚下一时站立不稳,身不由已地仰面跌倒在地上。

    何秋霖刚从地上站起来,中年汉子又挡在他的面前。他从放在旁边的手提编织筐中抽出一把锋利的杀牛刀,在何秋霖和陈所长等人的面前挥舞晃动着,口气强硬地威胁道:“你们看清楚这是什么?你们要是敢动我一块牛r,我认识你们,它可不认识你们。”

    另外那两个小伙子左右直立在中年汉子的身后,怒目相视。高个子双手c着扁担横在胸前,矮个子手里紧握杆秤、攥着秤砣,两人气势汹汹,各摆出一副要拚命的架势。

    “你们吓唬谁呀?”何秋霖并不把他们虚张作势的样子放在眼里,正气凛然地说道:“你们这是无理阻拦市管员执法,懂吗?”

    何秋霖毅然地绕到他们身后,欲动手把架在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