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孝妇的故事出于《汉书·于定国传》，发生时间已无从稽考，大抵可定为武帝时期。初提这个故事可能知者甚少，其实它历代流传，逐渐丰满，至元代衍变为大戏剧家关汉卿的名剧《感天动地窦娥冤》，那已是蜚声中外的杰作了。
东海乃西汉时徐州一郡，下领38县，大致相当于今山东南部及江苏北部一带，治所在今山东郯城北，亦是当时文化中心之一，所以流传下甚多的故事与人物。
且说东海某地有一孝妇，婚后无子，丈夫又早早死去。她见公公也已谢世，婆婆孤身一人，难以度日，甚为可怜，便立志不再改嫁，谨身侍养。那时对妇女的要求远不如以后那样苛刻，贞节观念也远不如后世那样讲究，像汉武帝的生母便是先结婚与人家生过一个女儿的，再被她父母强要回来嫁给太子，人们也无以为异。所以东海孝妇不是受制于习俗而纯从人的同情心、责任感等出发来决定不再改嫁，这种道德自觉确实让人非常佩服。
这位婆婆也是很为人家着想的人。她为自己风烛残年拖累一个如花少妇，很是惭愧，几次想把媳妇改嫁出去，都遭媳妇拒绝。婆婆跟邻居深叹：“媳妇养我勤且苦，她的命真是可怜，无子守寡，将来有何依靠？我自己已老了，这样拖累年轻人，真是何必！”看着媳妇的辛苦和挂念媳妇的来日，婆婆一天下了狠心，上吊自杀。不料婆婆有个已出嫁的女儿，是个刁蛮不讲理之人，奔丧既毕，便直指这孝妇为杀人凶手，上官府告发。官府遂拘捕孝妇，孝妇当然不服，于是上堂一顿酷刑，辣手摧花，可怜如花似玉的少妇，顿时血肉模糊。吃打不过，少妇只得承认。杀人案件既以勘破，恶吏整理好全套文书档案，上报到东海郡的法律机构。
在郡中掌管法律事务的是于公，他在当地以公平著名。据说那里被判刑的罪犯，如是于公经手的，总是心服口服，无甚怨言。于公接到这桩案子，心生疑惑。从案情看，此少妇丧夫已十来年，要改嫁婆婆早已同意，要谋财家徒四壁无财可得，根本没有丝毫犯罪动机，何况她供养婆婆长久，孝名远著，更不会做出此等事情。于公向太守禀报自己的看法，太守则以少妇供词回答。中国古代一直不禁对犯人施加肉刑，尽管有路温舒等人知道“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的实情，但是对屈打成招的后果在法理上从未有过周密的考虑，所以太守一固执己见，于公说干喉咙也无济于事。但于公实在无法执行，于是抱着此案档案，嚎啕痛哭于大堂上，哭毕，辞官急去。太守则将此女活活诛杀。
怪的是东海郡从此大旱，绵延3年，民不聊生，太守因而调任。新官上任，先通过卜筮来推测上天为何降罪。闻讯赶来的于公曰：“3年前有一孝妇冤案，从案情看，孝妇定无罪，但是前任太守一定要杀了她。问题大概就出在那里罢。”新任太守于是杀了牛，亲到孝妇墓上祭扫，并立碑为志。立时，从天普降大雨，当年全郡五谷丰登。
在这个情节曲折、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中，最主要的角色却是天。天虽无言无行，却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为。天洞悉人世间的奥秘，更惩治人世间的罪恶，保证正义的伸张。更有甚者，在古人的心目中，天还能选择人世的统治者，以吉兆宣示天子的仁德，以灾祸显示天子的失于正道。畏天敬天，乃古代人行事之根本法则。上古的《尚书》中《汤誓》记载，商朝开国之君汤欲伐夏时说：“有夏多罪，天命殛（诛杀）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前往讨伐，使夏朝归于正道）”；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晚到元代的关汉卿，写《窦娥冤》时还有这段著名的曲词：
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欺硬怕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作天。哎，只落得双泪涟涟。
后人常常夸赞关汉卿在此对天地鬼神的控诉，殊不想天降6月飞雪，终促成窦娥沉冤昭雪，“你道是天公不可期、人心不可怜，不知皇天也肯从人愿”，毕竟还是天英智神明。所以在今天看来无聊之极、小事一桩的骂天斥地，在古人则成为不得了的狂悖恶行，《汉书》写上官桀之子上官安，在儿子病死时，仰面骂天，这一事已足证此人该杀之极，我们也可凭此窥见当时之流行习俗。
当然，天道神明的观念随着时光的流逝慢慢退潮，也是铁定的事实。汉代还相信皇帝真是天的儿子，后来这种神圣性就逐渐消退，宋以后更是人事化。尤其是20世纪以来，现实权威全面推行，科学和现代理论普及，中国可以说基本摆脱了天地鬼神的传统观念。但是，这种迷信的驱除是否就一定有利于善行等事在社会中的推广？稍有知识的人士当然会作否定的回答。其实道理非常简单：许多古人本也不相信天地鬼神之说，只是人世又靠什么去维持？——法律？道德？……在法律和道德后面实在还有一个更大的前提，那就是正义。但是正义不可捉摸，无影无踪，它依靠一系列生活习俗、流行观念、理论体系等慢慢铸成，而且随时代而大幅度变化，对迫于生计、无暇深思的平民百姓尤其缺乏硬性的约束力量。所以天地鬼神之说才得以萌发盛行，借无所不在的神来维系正义，一方面以此制约最高统治者，一方面规范芸芸众生，这样最节约交易费用，也最具有威慑力。后来佛学传入中土，正统士大夫虽然恪于传统理智观念，不愿接纳，但他们也知道对百姓来说地狱轮回之说更为有效，更能约束普通人的恶行，也就放任不管，甚至暗中推波助澜。明末清初的思想家、文学家魏禧已一语点破：“刑赏穷而作《春秋》，笔削穷而说地狱”，就说出了对这种非理性制约方式的需要。因为在这种迷信观念下生活，恶行必遭惩治，善行则有好报，人人更为放心，也更为放松，可以争做善事而不做或少做坏事。东海孝妇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例证。
在迷信已被基本驱除、尼采宣布“上帝已死”的今天，自我约束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首要难题。灿烂星空在我上空、道德律令在我胸中毕竟只是至圣大贤的崇高境界，自觉的道德修养对芸芸众生来说更为遥远。当然科学等领域的发展使得神道设教成为永远的陈迹。问题是如何才能造成普天之下奔走于生计的普通平民的道德自觉？在东海孝妇和《窦娥冤》之后，我们又能做些什么？相信这是时代对人文学科工作者提出的首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