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过我所视为“畏途”的香港,算起来九月二十八日是第三回。
第一回带着一点行李,但并没有遇见什么事。第二回是单身往来,那情状,已经写过一点了。这回却比前两次仿佛先就感到不安,因为曾在《创造月刊》上王独清先生的通信(2)中,见过英国雇用的中国同胞上船“查关”的威武:非骂则打,或者要几块钱。而我是有十只书箱在统舱里,六只书箱和衣箱在房舱里的。
看看挂英旗的同胞的手腕,自然也可说是一种经历,但我又想,这代价未免太大了,这些行李翻动之后,单是重行整理捆扎,就须大半天;要实验,最好只有一两件。然而已经如此,也就随他如此罢。只是给钱呢,还是听他逐件查验呢?倘查验,我一个人一时怎么收拾呢?
船是二十八日到香港的,当日无事。第二天午后,茶房匆匆跑来了,在房外用手招我道:
“查关!开箱子去!”
我拿了钥匙,走进统舱,果然看见两位穿深绿色制服的英属同胞,手执铁签,在箱堆旁站着。我告诉他这里面是旧书,他似乎不懂,嘴里只有三个字:
“打开来!”
“这是对的,”我想,“他怎能相信漠不相识的我的话呢。”
自然打开来,于是靠了两个茶房的帮助,打开来了。
他一动手,我立刻觉得香港和广州的查关的不同。我出广州,也曾受过检查。但那边的检查员,脸上是有血色的,也懂得我的话。每一包纸或一部书,抽出来看后,便放在原地方,所以毫不凌乱。的确是检查。而在这“英人的乐园”的香港可大两样了。检查员的脸是青色的,也似乎不懂我的话。
他只将箱子的内容倒出,翻搅一通,倘是一个纸包,便将包纸撕破,于是一箱书籍,经他搅松之后,便高出箱面有六七寸了。
“打开来!”
其次是第二箱。我想,试一试罢。
两块。”我原也肯多给几块的,因为这检查法委实可怕,十箱书收拾妥帖,至少要五点钟。可惜我一元的钞票只有两张了,此外是十元的整票,我一时还不肯献出去。
“打开来!”
两个茶房将第二箱抬到舱面上,他如法泡制,一箱书又变了一箱半,还撕碎了几个厚纸包。一面“查关”,一面磋商,我添到五元,他减到七元,即不肯再减。其时已经开到第五箱,四面围满了一群看热闹的旁观者。
箱子已经开了一半了,索性由他看去罢,我想着,便停止了商议,只是“打开来”。但我的两位同胞也仿佛有些厌倦了似的,渐渐不像先前一般翻箱倒箧,每箱只抽二三十本书,抛在箱面上,便画了查讫的记号了。其中有一束旧信札,似乎颇惹起他们的兴味,振了一振精神,但看过四五封之后,也就放下了。此后大抵又开了一箱罢,他们便离开了乱书堆:这就是终结。
我仔细一看,已经打开的是八箱,两箱丝毫未动。而这两个硕果,却全是伏园(3)的书箱,由我替他带回上海来的。至于我自己的东西,是全部乱七八糟。
“吉人自有天相,伏园真福将也!而我的华盖运却还没有走完,噫吁唏……”我想着,蹲下去随手去拾乱书。拾不几本,茶房又在舱口大声叫我了:
“你的房里查关,开箱子去!”
我将收拾书箱的事托了统舱的茶房,跑回房舱去。果然,两位英属同胞早在那里等我了。床上的铺盖已经掀得稀乱,一个凳子躺在被铺上。我一进门,他们便搜我身上的皮夹。我以为意在看看名刺,可以知道姓名。然而并不看名刺,只将里面的两张十元钞票一看,便交还我了。还嘱咐我好好拿着,仿佛很怕我遗失似的。
其次是开提包,里面都是衣服,只抖开了十来件,乱堆在床铺上。其次是看提篮,有一个包着七元大洋的纸包,打开来数了一回,默然无话。还有一包十元的在底里,却不被发见,漏网了。其次是看长椅子上的手巾包,内有角子一包十元,散的四五元,铜子数十枚,看完之后,也默然无话。其次是开衣箱。这回可有些可怕了。我取锁匙略迟,同胞已经捏着铁签作将要毁坏铰链之势,幸而钥匙已到,始庆安全。里面也是衣服,自然还是照例的抖乱,不在话下。
“你给我们十块钱,我们不搜查你了。”一个同胞一面搜衣箱,一面说。
我就抓起手巾包里的散角子来,要交给他。但他不接受,回过头去再“查关”。
话分两头。当这一位同胞在查提包和衣箱时,那一位同胞是在查网篮。但那检查法,和在统舱里查书箱的时候又两样了。那时还不过捣乱,这回却变了毁坏。他先将鱼肝油的纸匣撕碎,掷在地板上,还用铁签在蒋径三(4)君送我的装着含有荔枝香味的茶叶的瓶上钻了一个洞。一面钻,一面四顾,在桌上见了一把小刀。这是在北京时用十几个铜子从白塔寺买来,带到广州,这回削过杨桃的。事后一量,连柄长华尺五寸三分。然而据说是犯了罪了。
“这是凶器,你犯罪的。”他拿起小刀来,指着向我说。
我不答话,他便放下小刀,将盐煮花生的纸包用指头挖了一个洞。接着又拿起一盒蚊烟香。
“这是什么?”
“蚊烟香。盒子上不写着么?”我说。
“不是。这有些古怪。”
他于是抽出一枝来,嗅着。后来不知如何,因为这一位同胞已经搜完衣箱,我须去开第二只了。这时却使我非常为难,那第二只里并不是衣服或书籍,是极其零碎的东西:照片,钞本,自己的译稿,别人的文稿,剪存的报章,研究的资料……。我想,倘一毁坏或搅乱,那损失可太大了。而同胞这时忽又去看了一回手巾包。我于是大悟,决心拿起手巾包里十元整封的角子,给他看了一看。他回头向门外一望,然后伸手接过去,在第二只箱上画了一个查讫的记号,走向那一位同胞去。大约打了一个暗号罢,——然而奇怪,他并不将钱带走,却塞在我的枕头下,自己出去了。
这时那一位同胞正在用他的铁签,恶狠狠地刺入一个装着饼类的坛子的封口去。我以为他一听到暗号,就要中止了。
而孰知不然。他仍然继续工作,挖开封口,将盖着的一片木板摔在地板上,碎为两片,然后取出一个饼,捏了一捏,掷入坛中,这才也扬长而去了。
天下太平。我坐在烟尘陡乱,乱七八糟的小房里,悟出我的两位同胞开手的捣乱,倒并不是恶意。即使议价,也须在小小乱七八糟之后,这是所以“掩人耳目”的,犹言如此凌乱,可见已经检查过。王独清先生不云乎?同胞之外,是还有一位高鼻子,白皮肤的主人翁的。当收款之际,先看门外者大约就为此。但我一直没有看见这一位主人翁。
后来的毁坏,却很有一点恶意了。然而也许倒要怪我自己不肯拿出钞票去,只给银角子。银角子放在制服的口袋里,沉垫垫地,确是易为主人翁所发见的,所以只得暂且放在枕头下。我想,他大概须待公事办毕,这才再来收账罢。
皮鞋声橐橐地自远而近,停在我的房外了,我看时,是一个白人,颇胖,大概便是两位同胞的主人翁了。
“查过了?”他笑嘻嘻地问我。
的确是的,主人翁的口吻。但是,一目了然,何必问呢?
或者因为看见我的行李特别乱七八糟,在慰安我,或在嘲弄我罢。
他从房外拾起一张《大陆报》(5)附送的图画,本来包着什物,由同胞撕下来抛出去的,倚在壁上看了一回,就又慢慢地走过去了。
我想,主人翁已经走过,“查关”该已收场了,于是先将第一只衣箱整理,捆好。
不料还是不行。一个同胞又来了,叫我“打开来”,他要查。接着是这样的问答——
“他已经看过了。”我说。
“没有看过。没有打开过。打开来!”
“我刚刚捆好的。”
“我不信。打开来!”
“这里不画着查过的符号么?”
“那么,你给了钱了罢?你用贿赂……”
“…………”
“你给了多少钱?”
“你去问你的一伙去。”
他去了。不久,那一个又忙忙走来,从枕头下取了钱,此后便不再看见,——真正天下太平。
我才又慢慢地收拾那行李。只见桌子上聚集着几件东西,是我的一把剪刀,一个开罐头的家伙,还有一把木柄的小刀。
大约倘没有那十元小洋,便还要指这为“凶器”,加上“古怪”的香,来恐吓我的罢。但那一枝香却不在桌子上。
船一走动,全船反显得更闲静了,茶房和我闲谈,却将这翻箱倒箧的事,归咎于我自己。
“你生得太瘦了,他疑心你是贩雅片的。”他说。
我实在有些愕然。真是人寿有限,“世故”无穷。我一向以为和人们抢饭碗要碰钉子,不要饭碗是无妨的。去年在厦门,才知道吃饭固难,不吃亦殊为“学者”(6)所不悦,得了不守本分的批评。胡须的形状,有国粹和欧式之别,不易处置,我是早经明白的。今年到广州,才又知道虽颜色也难以自由,有人在日报上警告我,叫我的胡子不要变灰色,又不要变红色。(7)至于为人不可太瘦,则到香港才省悟,先前是梦里也未曾想到的。
的确,监督着同胞“查关”的一个西洋人,实在吃得很肥胖。
香港虽只一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场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瑶(8)是我们的前辈。
九月二十九之夜。海上——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五期。
(2)王独清(1898—1940)陕西西安人,创造社成员,后成为托洛茨基派分子。他这篇通信发表在《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七期(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题为《去雁》,是他在这年五月写给成仿吾、何畏两人的。信末说他自广州赴上海,经过香港时、一个英国人带着两个中国人上船“查关”,翻箱倒箧,并随意打骂旅客,有一个又向他索贿五块钱等事。《创造月刊》,创造社主办的文艺刊物,郁达夫、成仿吾等编辑,一九二六年三月创刊于上海,一九二九年一月停刊,共出十八期。
(3)伏园孙伏园,参看本卷第383页注(5)。
(4)蒋径三(1899—1936)浙江临海人,当时任中山大学图书馆馆员、历史语言研究所助教。
(5)《大陆报》美国人密勒(f.illard)一九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在上海创办的英文日报。一九二六年左右由英国人接办,三十年代初由中国人接办。一九四八年五月停刊。
(6)“学者”指顾颉刚等。参看《华盖集续编·海上通信》。
(7)关于胡须的形状,参看《坟·说胡须》。下文说的关于胡须颜色的警告,指当时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发表的尸一《鲁迅先生在茶楼上》一文,其中说:“把他的胡子研究起来,我的结论是,他会由黑而灰,由灰而白。至于有人希望或恐怕它变成‘红胡子’,那就非我所敢知的了。”按尸一,即梁式,广东台山人。当时是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的编辑,后堕落为汉奸文人。
(8)苗瑶我国两个少数民族。他们在古代由长江流域发展至黄河流域,居住于中国中部;后来经过长期的民族斗争,逐渐被迫转移至西南、中南一带山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