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的时候，邵逸夫一家人开开心心地围在饭桌前吃饭。
邵逸夫虽然是资产过百亿的大亨，但是伟人崇尚节俭，平时早餐也就是吃粥和腊肉之类的，午饭也不是特别奢华，就六菜一汤，而且是很普通的家常菜，用邵逸夫的话说，这份节俭是跟自己二哥邵邨人学的，想当年自己还是少年的时候，家里也是非常有钱，可二哥依然十分节俭，早餐也只吃当时贫民百姓吃的泡饭，可谓是节俭无比。
当时邵逸夫一家是住在上海。当时上海及江浙一带，寻常百姓，早餐极为简单。多少年的流传习惯是，用温开水泡米饭，放点油盐即可食之，非常俭朴。一年365日，天天如是。
若能吃上小笼包子与油炸的面点之类食品，已算奢侈了。而像邵家这样的富足家庭，让孩子们天天吃上新鲜、营养丰富的早餐，自然不用担心经济的承受能力。邵家每日早餐，佣人们做得花样品种繁多，尽量让孩子们吃好。当时已上中学的邵逸夫的二哥邵邨人，却天天早上吃泡饭。这并不是他不习惯精制的早餐，只是他从小养成了节俭朴素的习惯，觉得那样太花钱了，没有泡饭省事便宜，家人拗不过他，也只好任邵邨人长期吃泡饭了。当时上海的贵族公子哥儿流行着早餐下馆子的风气。学生们互相攀比，轮流做庄请吃，邵邨人从不参与其间。这天，几个同学逮住邵邨人不放，偏要他一起到“上海饭店”吃早餐。老实的邨人只得如实相告:“我已吃过了早餐，每天在家吃泡饭。”
同学们听完邵邨人的话，哄堂大笑。他们哪里会相信，堂堂的邵家二公子，天天在家吃泡饭？他们以为邵邨人是不想请客，骗大家，个个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为探得虚实他们凑在一起悄悄商议，来个突然走访，看看邵邨人的话是否属实。
第二天一大早，正在家中端着碗泡饭吃得有滋有味的邵邨人，冷不防被几位同学的“突然袭击”弄得满脸羞红。而那几位富家子弟，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
他们原以为邵邨人说的是玩笑话，没想到果真如此。他们本想抓住邵邨人的话抦，好趁机“大宰”他一把，现在却都不好意思再提请客的事了。大家对邵邨人肃然起敬，无声地伴着邵邨人走在上学的路上。
邵邨人这个“泡饭”的故事，很快在校园里流传开来，成为一时佳话。
而邵逸夫的节俭，自然也是跟着自己的二哥学的了。
不过即便饭菜简单，一家人还是吃得很开心，除了邵华阳，其余邵逸夫六人心中都不禁感慨，一年了，一家人都没好好聚在一起吃过一顿饭，尤其是邵逸夫，更是开心得不得了。
一家人边吃边聊，十分开心，由于邵华阳已经成年，邵逸夫更是拿出了自己珍藏了二十年的丰谷酒和他对饮。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邵逸夫看着老婆和子女孙子，微微一笑，对邵维铭说道：“阿铭，如今既然我们父子已经和解了，爸爸就打开天窗说亮话，爸爸希望你能回无线来执掌无线江山，毕竟，肥水不流外人甜，爸爸也老了，希望能由你来接班！”
邵维铭一听，神色一变，继而苦笑道：“爸爸，说实话，我以前就对执掌无线、拍电影电视剧没啥兴趣！我还是做房地产生意得好，拍电影电视剧不确定因素太多，我还是修房子赚钱更好，起码房子就摆在那里，我看着也踏实！”
邵逸夫长叹一声，他知道自己这个儿子的脾气，一旦决定了的事情就绝对不会改变，邵维铭没希望了，邵维钟更没希望，邵逸夫很了解他的小儿子，这小子无魄力，优柔寡断，凡事都听他哥的，邵维铭要做房地产，邵维钟绝对不会跑来做娱乐。
至于自己这两个女儿，邵逸夫连问都不用问了，这两个丫头整天就知道逛商场、做美容，工作什么的都没有，执掌无线更是想都不用想。
最后，邵逸夫终于看向了邵华阳。说真的，邵逸夫是真心希望邵华阳能够继承无线和邵氏公司，毕竟这是自己的嫡长孙，邵逸夫生于封建富贵人家，多少也有些封建思想，对嫡长子或者嫡长孙是十分看重的，只不过邵华阳如今也才十八岁，并且还刚刚失去了记忆，他能否挑起这个担子？
在一刹那间，邵逸夫便觉得邵华阳肯定不能挑起这个担子，起码现在不能，必须得让他磨练一下，多熟悉熟悉无线和邵氏，那才能够委以重任。
当下，邵逸夫看着邵华阳，决定还是先给他讲讲自己的经历和无线邵氏的历史再说。
于是，邵逸夫看着邵华阳，微微笑道：“阿阳，今天大家一家团聚，你想不想听听爷爷的发家史？”
众人一愣，心道老爷子从前从没跟阿阳说过以前的事情，阿阳也从来不管这些，可现在这个时候居然要给阿阳讲什么发家史，这是咋回事儿？
邵素雯和邵素云自从和自己的丈夫分别离婚之后，平时就知道疯玩儿，没啥心机，自然想不通这点，不过邵维铭、黄美珍和董梦瑶一下子就明白过来，邵逸夫要给邵华阳讲述无线、邵氏和自己的历史，分明就是要邵华阳多了解一下邵氏和无线，将来可以更有利的继承它。
而邵华阳也不是笨蛋，霎时间也明白了这点，心中大喜，说道：“那好啊！爷爷，你就给我讲讲吧！”
邵逸夫微笑着点了点头，说道：“好吧！不过爷爷的故事可是很长的啊！你要慢慢的听啊！”
接着，邵逸夫的情绪放佛回到了数十年前的时光，脸上露出了神往之色。
“二世纪初叶，正是中国商人最鼎盛最活跃的时期。而濒临东海之滨的浙江宁波，素来又是商贾云集之地,得海上门户的地利之先，富庶一方，名闻天下，自古就有‘无宁不成商’之说……”
邵逸夫微笑着缓缓说道，“爷爷出生在宁波镇海一个富有的家庭，我的父亲，也就是阿阳你的曾祖父，名叫邵行银，号玉轩，是个在上海从事颜料业务的漂染商人，开了一家颇具规模的‘锦泰昌颜料号’。因为经营有方，自然财源茂盛,生意兴隆。我是邵家的第六个子女了，男儿中排行第四位。当时爷爷还不叫逸夫，你曾祖父依照给前三个儿子的取名习惯，给我这个六儿子取名为仁楞，我便是叫邵仁楞。你曾祖父一生共有八名子女：老大、老二、老三、老六、老八是男，老四、老五、老七是女。”
邵维铭等人对这些事情都是知道的，但是邵华阳却是知道的不多，当下似乎忘记了一切，听得非常的认真。
“三个姐妹早就外嫁，按照中国传统思想衡量，一直不在论列中。我们五个兄弟分别是：大哥仁杰，二哥仁棣，三哥仁枚，我老六仁楞和老八仁葆。
在爷爷我10岁那年，曾有一位麻衣相学高人给我看过相后连连称奇，说我形相清奇，骨格异常，背部丰厚类似驼峰，天庭高广，额角峥嵘，南方人有此相者罕见，必将富贵，属鹤形人格。
那位耶位相士说，我虽然年少，但他已详细观察过他的一举一动，发现我的每一个特征都符合鹤形。我走起路来，步大而轻快，走路姿势特别，与众不同，非常有型有格。在相学上讲，凡是像某一类禽兽的属性，都称“变格”大凡能入格之人一定会飞黄腾达。而我之相，属于“石中有美玉之藏”的贵相，将来定是出将入相的超群者。所以云：人物嶙岩,海底有明珠之象也！
这位相师真的很灵，如今他说的事情都实现了。爷爷长大后曾经派人去找寻过他，可惜，一直都没找到！”
邵逸夫不无遗憾地说道。
邵华阳则是心想算命的给富贵人家算肯定要说好话，只不过邵逸夫是很巧合的大富大贵，应征了他所说的话，不过此话邵华阳可不敢说出口。
邵逸夫继续说道：“而很快的，爷爷我也长成了大人，我被父亲送到了上海美国人开办的英文学校‘青年会中学’读书。新式教育的洗礼和熏陶，同那迂腐陈旧、呆板僵化的私塾课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爷爷我的心田得到了滋润。我犹如破土的新笄，拚命吮吸知识的甘霖，眼界豁然开朗，思维也变得超前许多。很快,我便得一口流利的英语。
有一天，爷爷放学回来，跟你大爷爷仁杰说我想改名字，因为我的名字仁楞二字双声叠韵，不太好念。且“楞”与“棱”相同，不少人还不认识。经常有人将爷爷喊作“邵仁方”岂料，你大爷爷也有意要改名字，我们我们俩不谋而合。于是，我俩找来另外二位兄弟商议。
我们兄弟四个整整商量了一夜，最后才决定，我大哥号醉翁,二哥号邨人，三哥号山客，我号逸夫。自此，邵逸夫这个名字正式和爷爷挂钩！”
邵逸夫说着，眼神闪烁，似乎回忆起了当年兄弟几人无忧无虑。嬉戏欢笑的年轻岁月。
“后来，我们兄弟几个相继成人，父亲有意让我们继承他的事业。只可惜，儿大不由父。我们这群孩子们胸存鸿锅之志，都想要展翅高飞，去实现自己五彩斑斓的梦境和理想，而不是依靠家族产业坐吃山空。我们与你曾祖父的思想背道而行，无法统一。你曾祖父眼看自己竭尽精力、耗费一生心血创立的漂染大业无人继承,忧心如焚，但也只好仰天长叹，任孩子们自由遨翔。当年我不懂我父亲那种自己的产业后继无人的心情。现在，才终于明白了……”
说着，邵逸夫有意无意地看了邵维铭一眼。
“当时，我们兄弟四个一心一意要出去自立门户。父亲无奈答应。然而，受封建礼教桎梏的老人家，思想极保守。他虽同意孩子们自由发展，各谋前途，但他却有一个诫条,孩子们必照办，那就是从此不准再用他给我四兄弟起的仁杰、仁棣、仁枚、仁楞的本名，只允许用现在的别号，他老人家不希望我们日后失败给家里丢脸。当时我们想都没想就答应了！自此，世界上救治有邵逸夫，而没有邵仁楞了！”
邵逸夫长叹道。
“当时我们四兄弟得到老父的应允后，好比‘尚方宝剑’在手，自然十分高兴。大哥更是激动得喜形于色，热血沸腾的他，正磨拳擦掌地要大干一场。我大哥虽然貌不惊人大门，但是他天生脑筋灵活、绝顶聪明，对任何事情只要一看便会、一学则精。他最大的特点，也最让人敬佩的是，他具有雄辩的口才。他能滔滔不绝地即兴演讲几个小时，既不需要发言稿，更不会逻辑混乱。因此，他在学校读书期间，演讲台上总是活跃着他的身影。他能在一瞬间，不等对手反应过来，即以凌厉的语言出击，将反辩方驳得哑口无言、大败而归。每次他总是摘冠折桂，微笑地站在高高的领奖台上。我可以说，你大哥如果生在古代，绝对会是苏秦张仪那一类的绝顶纵横家，最不济也是一个绝顶的说客”
邵逸夫笑道。
“1914年，寒窗四载、苦尽甘来的大哥，以优异的成绩从上海神州大学法律系毕业了。风华正茂的他，凭着一腔热血，踌躇满志地迎接新生活。由于他品学兼优，口才出众，一时间上海滩的各大小律师楼蜂拥而至，争先恐后地拉他加盟，并以高薪厚禄作许诺。远见卓识的法租界中法振业银行，捷足先登，最终将大哥这位人见人爱、必成大器的后生网罗至自己的旗下，并委以法律顾问要职。事实证明，他们的眼光没有错，后来振业银行在几起经济纠纷案中，全靠大哥大智大勇，独当一面，将眼看着败诉的官司，反败为胜。不仅挽回了银行的损失，也打出了邵醉翁在法律界的声名，令同行们不敢小觎。
几次小试牛刀之后,振业银行董事局极为赏识大哥的才华，为表彰他对银行的贡献，遂破格将他提为经理。
20年代初期的上海滩,是个风云际会、物欲横流、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阿发（周润发）的那部上海滩确实拍得不错，只是在我看来还没完全拍出那种味道。当时十里洋场，龙蛇混杂。各帮各派的江湖人物在那里割据地盘，挑衅滋事，为非作歹。远东最大的都市，便成了“冒险家”的乐园。
置身险恶复杂、变幻莫测的环境，大哥炼就了处变不惊、临危不惧的品格。不知是天意，还是命中注定，偶然的契机，又使大哥同娱乐业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未我后来铺上了路子。当时上海有个叫“小舞台”的娱乐城，里面安排了各色各样的娱乐节目，包括京剧、杂耍、弹词，以及最新潮的无声电影。好端端的一个经商宝地，却因其老板经营不善而连连亏损，负债累累。被债主们追得走投无路的老板，惟有将“小舞台”拍卖。精明果敢的大哥知道那是块宝地，于是在父亲的资助下买下了它，后来，经过大哥的经营，“小舞台”重新走上辉煌，并且，大哥还借此利用小舞台走上了娱乐电影的道路，开创了“天一电影公司”可以这么说，要不是大哥的这个天一，我相信我这一辈子估计都不会想到去拍电影，所以说，大哥才是我们邵家电影王国的开创者！”
邵逸夫深情地说道。
“1924年，‘天一影片公司’正式挂牌成立，大哥将我们兄弟三人一起叫到他的帐下工作，我们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拍出了《女侠李飞飞》比《立地成佛》这两部电影，立时之间名声大噪，上海滩几乎无人不知‘天一’大名，当时我们邵氏兄弟春风得意，风光无比！经过一年的发展，更加繁荣昌盛！大哥更是娶了当时上海滩著名女演员陈玉梅为妻。
可就在我们得意的时候，谁知道天有不测风云，老牌‘明星公司’等五大电影眼红我们天一的发展快速，于是六大公司联手，对‘天一’进行‘围剿’，要将我们赶尽杀绝。
当时上海滩的‘明星公司’在上海是一枝独秀，无人匹敌。该公司老牌字号，财力雄厚。旗下人才济济,明星如云，拥有名扬四方的胡蝶、杨耐梅、阮玲玉等大红大紫的明星，谁敢望其项背，与之较量？
独揽影坛三分之二江山，领导中国电影潮流的‘明星公司’，一向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只要他们脸色一变，吼上一声，上海的电影界也要抖上三抖。
‘天一’出道之前，曾有数家不信邪不怕死的小电影公司，不自量力地斗胆上阵，要同‘明星公司’分庭抗礼。
结果，有的公司刚刚诞生数日，便早早夭折；有的公司虽然苦苦支撑，最终还是惨败收场。
慑于‘明星公司’的威势，很长一段时间里，再也没有胆大妄为者敢于以卵击石。
‘明星公司’的老板周剑云曾在公开场合口出狂言广谁敢同明星公司作对，我定要杀他个片甲不留！让他尝尝明星公司的厉害。’飞扬跋扈的‘明星公司’称霸上海影坛多年，要想撼动这棵大树，简直难于上青天。
而初降人间的‘天一’对影坛老大‘明星’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将其业务抢走了许多，‘明星公司’旗下的明星们要跳槽，导演们要出走，‘明星’失去往日的八面威风。
所以周剑云才会联合其他公司对付我们。周剑云以他为主，联合‘大中华百合’、‘民新’、‘友联’、‘上海’及‘华剧’等五家电影公司，成立了‘六合影业公司’，组成强大的联合发行网，共同抵制、围剿‘天一公司’。这便是中国电影史上有名的‘六合围剿’。当时‘六合围剿’，我们根本就不是对手。我们兄弟只得放弃上海市场，另辟蹼径。我们商量之后，于是派三哥单枪匹马前往南洋，再图发展。大哥还说如果三哥在那边忙不过来，就让我过去帮忙。而这个决定，从此改变了我邵逸夫一生的命运。
被‘六合’逼得走投无路的‘天一’，只好改弦易辙，放弃上海的基业，远走南洋，卧薪尝胆，再图发展。
1926年3月坐船离开了上海，赶往南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南洋,包括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马来亚和新加坡。因为封闭保守，社会经济与人民生活非常落后。寻常百姓生活枯燥单调，缺少娱乐和消遣。而迁移到那里的华裔在南洋人口中又占了很大的比重。这正是我们兄弟决计开拓南洋市场的重要理由。
三哥单枪匹马，带着‘天一’的影片和一笔资金，踏上了赴南洋的征程。
新加坡是三哥独闯南洋的第一站，那里是南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堪称桥头堡。
当时的新加坡还没有中国电影，只有大戏院间或放映点西方默片。三哥使出他的交际才能，广泛接触当地各戏院的老板，推销影片。然而，又碰上钉子。大戏院只放西片，小戏院又给‘六合’绑住，对‘天一’封锁。但‘六合’的影片其实并没有打进新加坡，只是枉有虚名。
人地生疏、初来乍到的三哥，认准了新加坡的市场潜力，一定大有可为。
出师不利，三哥亳不气馁。他避开对手的锋芒，调整方针，另辟蹊径，展开游击战术。他先在新加坡的周边城镇进行放映突破，再杀回市中心，抢夺市场。
这一着的效果明显,他的‘天一’影片，由于适合大众的欣赏口味，备受欢迎，立即打开了销路。
短短一个季度，其业务已到了应接不暇的程度。
没日没夜忙碌的三哥，以辛勤汗水，换来滚滚不断的财源。大把大把的孔方兄撑得他口袋鼓鼓囊囊。三哥的业务如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任凭他能力再大也应付不过来。他这才想起了上海，想起了家人，想起了叫我这个老六来帮忙了。
三哥直奔电报局，一纸急电发往上海：请我这个六弟速来新加坡增援。
至此,我才真正走上电影舞台，急赴南洋，同三哥山客联袂行动，共同演绎‘邵氏电影王国’的传奇故事。
当时爷爷我十九岁，刚刚读完美国人办的青年会中学。到了南洋之后，我们兄弟根据自身的情况，因地制宜，想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办法。我们租不到戏院放映电影，便租空地搭帆布帐篷，自己上街贴海报，放映‘天一影片公司’出品的影片。
每天拂晓时分，东方刚刚泛出点鱼肚白，我们兄弟便已热火朝天地忙碌着。我们二人各自分工。三哥专门负责清扫场地，检查放映机，搭好帆布帐篷；我则拿着笔在海报上写好当日放映的影片名称内容，然后拎着个浆糊桶，走街串巷地张贴。待我们两个有条不紊地忙完这些必备的工作，一轮旭日方冉冉升起。我们又开始早场的放映，接纳第一批观众。
晚上送走最后一名观众，已是子夜时分。我们俩又要拆卸帆布帐篷、收拾放映机，常常是干到雄鸡报晓，才能入睡……
日复一日，我们俩起早贪黑地拼命苦干。由于我们邵氏兄弟的片源不断，他们生意越做越活，渐渐可以由新加坡延伸到马来亚的各大埠了。
善于观察、处处留心的我发现：马来亚的许多小镇及偏僻的乡村当时根本没有电影院，观众无缘看到电影。我认真分析：假如能开拓这些地方的市场，把电影送到这里放映，一定会臝得观众。
我当即向三哥‘献计’广三哥，做生意犹如打仗一样，我们本少，经营生意就要灵活点。我发现大马的很多小镇看不到电影，我们可以打开那里的市场。没有戏院，我们可以搞个流动放映车，包括放映机、银幕、座椅全部装上。然后上山下乡，送片上门，可以争取大量的乡村观众。’三哥言听计从，当即采纳。
我们俩买来一辆小型旧货车，经过一番‘乔装打扮’，流动放映车便宣告问世了。
我们邵家兄弟的流动放映车，恐怕是中国电影史上最早的流动放映车吧。
三哥和我驾着流动放映车，开始穿梭奔走在吉隆坡、怡保、马六甲、槟城的大镇小街、穷乡僻壤。我们俩巡回放映电影，为那里缺少娱乐的人们送片上门，使他们寂寞的生活得到一丝快乐和喜悦……
出乎我们兄弟的意料之外，这种吉普赛式的‘流动电影院’特别受欢迎。所到之处，人山人海，观者如云，十分壮观。
最令三哥和我难以忘怀的是，是那次在怡保一个橡胶村庄里的放映情景。
那天，由于汽车途中抛锚,加上天气突变，大雨滂沱，道路泥泞难行，耽误了到达放映点的时间。原定下午2点到达，结果迟至晚上7点。
谁知，纯朴善良的村民，早就冒雨等候多时。又是敲锣打鼓，又是燃放鞭炮，欢天喜地的热闹场面，像是迎接凯旋的英雄们-般。这个送上揩汗的毛巾，那个端上解渴的凉茶，还有的人忙不迭地帮着卸下机器设备……放映完毕，全村的男女老少依依不舍，把我们邵氏兄弟二人送了一程又一程。
这走村串巷的巡回放映，虽说搞活了经营，打开了市场，取得了效益，但其中的艰难困苦，重重险阻，却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
马来亚属热带气候，长年炎热，酷暑难熬。光是苍蝇肆虐、蚊虫猖獗的程度，就让人吃不消。我们邵氏兄弟整日里处在被蚊虫叮咬的环境里工作。每放映完一场电影，他俩身上都要被咬得大疱小疱，红肿不消，奇痒无比，苦不堪言。实在被咬得无可奈何，我们俩干脆穿着长衣长裤，把身上裹得严严实实，以抵抗蚊蝇的袭击。三伏酷暑，那滋味可想而知。每次收工，我们俩都像从水里捞上来似的，浑身上下湿透，脱下的衣衫能拧出许许多多的汗水^某日，槟城的坎镇。我们兄弟正在这里放映电影。流火的7月，闷热异常。我因为连日疲劳，加上衣服不透气，渐渐地支撑不住了，终于出现虚脱倒在了放映场上浩淼苍茫的林莽,参天挺拔的热带树林，遮天蔽日，太阳只能射进一缕光线。
三哥和我，穿行在这荆棘丛生、人迹罕至的马六甲森林中。我们此行目的是为居住在林区的森林工人们放电影。没有大路，汽车开不进来。我们邵氏兄弟便肩挑手扛着放映机沿着崎岖小路，缓步前行。小路被密密匝匝的植物阻塞得不见缝隙，而且全是带剌的灌木与杂草。稍不留神,三哥的手背已被划得鲜血直流。我只得拔出尖刀，砍开荆棘与灌木。如此砍上一段，行走一程，反反复复，艰难前进……
突然，走在后面的三哥，只觉得脑后有一股冷风刮来，他感觉不对劲，扭头躲闪，只见一头花斑豹正张开血盆大口向他扑来，眼看三个就要没命……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听到‘砰、砰’几声枪响，庞然大物花斑豹应声倒下,再也爬不起来……
是当地的土著猎人及时赶到，连续射击，打死了花斑豹，救了三哥的性命。
原来，森林工人们见我们邵氏兄弟久久不到，很不放心,遂派出几位本地猎人前去迎接。恰巧，半路上即碰上了惊心动魄的场面,他们立即出手相救，方解三哥于危难之中。倘若再来晚一点，后果不堪设想……”
邵逸夫此时说到这里，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还是有些心有余悸。
“惊魂甫定的三哥，立即投入紧张的放映工作。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有了这次死里逃生的经历，我们邵氏兄弟愈益练就临危不惧的英雄胆识与强者勇气！
正当我们兄弟流浪经营之际，槟城首富王竟成热情相助，那个时候开始，我俩开始拥有自己的院线。经营‘新世界游乐场’掘得第一桶金，他们斥巨資展开收购戏院大战。
我们邵氏兄弟依靠着吉普赛大篷车式的流动作业，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扎稳打。而这种原始积累却非常行之有效，不久，我们的‘流动放映车’已增加至六部了。这期间，三哥又改回了他原来的本名邵仁枚。至于为什么改回名字，三哥一直都没告诉我。”
邵逸夫淡淡地说道。
“拥有院线之后，我们的事业进一步发展。1931年，我独自前住美国购买有声电影器材。在途中轮船触礁沉没，幸亏我的命大，老天爷还不想要我的命，落水后我抱着一小块木舢板，在茫茫的大海上飘泊一夜后终于给路过的船只救起，并从美国好莱坞买回所需的‘讲话机器’。32年，通过我们的努力终于在香港摄制完成第一部有声片【白金龙】，算是开创了中国电影从无声进入有声的新时代。经过我们几兄弟的不懈努力，到37年抗战前夕，整个家族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爪哇、越南、婆罗州等东南亚各地已拥有电影院110多家和9家游乐场，并建立了完整的电影发行网，称雄东南亚影业市场。当时‘天一’影片公司在上海，邵氏兄弟公司在南洋，我们南北呼应，分工协作，共同打造属于邵氏家族的电影王国。”
“不过好景不长啊，37年小日本的野蛮入侵打乱了整个邵氏影业的发展进程。那时邵氏可以说是惨淡经营，艰难度日，后来更是难以为继，被迫关门大吉，阿阳，知道那时我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吗？一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正当盛年的我才再次有了再闯一番事业的念头。我想尽一切的办法，决心大干一场，以此来重振我们邵氏家业。我是57年才来到香港的，那时候的香港经济开始起飞。经过两年多的准备，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终于在59年成立。那段时间我就开始倾力打造位于香港清水湾，占地大约80万平方英尺的邵氏影城。没想到这一工程用了七年始才算完工，影城的规模宏大，气势恢宏，可以和美国的荷里活相比较，被当时的人称为‘东方的荷里活’。一直到80年我从电影转到电视上发展，才算是稳定了下来，这中间的过程我就不一一说了，不然说到天黑也说不完的。”
邵逸夫微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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