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旰字谦益，号吉甫，秀全族弟，清道光二年壬午正月廿九日生于本乡广东花县官禄埗，耕读为业，科考屡不售，设帐授徒于乡里，与秀全情好甚笃。
道光廿三年，秀全赴东省院试，失意还，归而读梁发《劝世良言》，证以丁酉异梦，遂以上帝使徒自许，欲传教以救人心世风。仁旰及冯云山等从而信之，受洗，誓除一切偶像，遂尽其家中塾中灶神、佛龛及孔子等。乡人大哗，诫子弟不得入三人之塾，仁旰兄怒而棍责之。
秀全等以乡居无以为业，兼为传教计，道光廿四年，偕云山等入桂，仁旰辞以母老，未之从。
廿七年，秀全自桂返，约云山赴广州，入花旗国罗孝全礼拜堂，学基督教义，既，欲受洗，因故未成，秀全折入桂，仁旰仍归乡里。
次年冬，秀全、云山悉返乡，与仁旰谋神圣秀全以安上帝会天父天兄下凡之乱，遂唱言秀全为上帝亲子，耶稣亲弟矣。是后秀全、云山复入桂，谋起事，仁旰居家不肯去。道光卅年，秀全命人搬取家属，仁发仁达等赴金田，而仁旰仍自往广州应试，不中，归至清远，友人荐以馆，遂留居焉。
庚戌岁，上帝会起义于紫荆，次岁夏，至新墟，复致书乡里，约洪、冯族人投军以避祸。仁旰从行至浔州，知秀全等他往，不得已而返，复以清吏搜迫，避祸清远，欲携云山子侄再赴军中，路阻未果。
壬子二年，天王至永安立国，复命江隆昌携诏召乡党。隆昌以太平军屡胜，谓有神助，谋以洪冯两族二百余人起事于谷岭，众寡不敌，隆昌及乡党族人多死，仁旰得基督徒助，脱而走香港，投传教士瑞典人韩山文，以衣食无着，复潜粤，谋课馆训蒙以糊口。
癸好年，受洗于广东，复至香港见韩山文，撰《洪秀全来历》，山文以其口述，复作《太平天国起义记》梓行，风行一时，叙洪冯事甚详，然颇多附会臆造以神圣天王父子也。
甲寅四年三月，得山文资助，舟行赴天京，至上海，阻于兵。时守上海者小刀会众，不信仁旰为天王弟，仁旰不得已，留洋馆习历法，冬，复返香港，时山文已病故，乃从学于洋人理雅各、詹马士，未几，投伦敦会为传教士。
戊午八年，理雅各因故归其国，行前再三敦谕仁旰勿往天京，仁旰不从，俟其去，潜求助于詹马士，慷慨以正上帝教之谬，结好万国为己任，詹马士利传教之便而许之，赠以金。仁旰遂离港，道南雄，走梅岭入赣，路吉安、南昌，至饶州。
时战事纷炽，道路为阻，仁旰患之，适遇同乡清水师哨官郑某，入其营，司文案，适杨辅清过饶州，破清军，仁旰行李，为之一空；数月余，郑某返粤，仁旰托以贸易，偕一勇丁赴天京，过黄梅县，医愈知县覃汉元侄病，得其谢金，恐为识破，不敢久居，乃以谢金置货物，舟行而东，至安徽辰塘河，晤太平军守将赐福侯黄玉成，告以身世来历，玉成以兵护送，己未九年三月十三日至天京，谒天王。
时东北王等已亡，翼王远征不归，安王、福王不为朝论所附，已革爵焉，天王不得已，榜谕中外，永不封王及军师，设掌率及五主将以辅国，见仁旰至，以其族人亲近，大喜，赐爵干天福，未几晋干天义，封护京主将，四月初一日，复下龙凤章诏，以仁旰志同南王，历久弥坚，封为开朝精忠军师干王，军政之事，一以委之。
天国自天京变后，元气大伤，徒以内外众臣勤勉，粗可自立，而干王骤至，无尺寸之功，徒以洪氏宗亲，不一月而封王禀政，朝野将臣，自五主将以下，无不怨嗟。
干王不安于位，奏辞王爵，天王谕以“风波暂腾久自息”，不从，干王乃奏封玉成英王，以安众将之心。天王许之，遂齐集众臣于堂，命干王登台受印，榜诏曰京内不决之事问于干王，京外不决之事问于英王，干王甫受印，登台论证，侃侃而言，褒东王之政，决久疑之案，朝臣为之叹服，文曲星之誉，不胫而走。
朝臣虽安，诸将颇有不服者，干王虚意待之，次第保封秀成忠王，世贤侍王，辅清辅王，朝臣蒙得恩、林绍璋亦得赞王、章王之封也。
干王既得志，锐意政务，以报天王知遇之恩。时天历颁行以久，因不用闰法，朔望渐乖，至有将兵恨中秋月不圆，引弓射之者，兼不便农时，民人苦之，仁旰损益旧章，改四十年一加为四十年一减，患天王讳言减字，乃曰四十年一斡旋，奏准之，于庚申十年新历中始行。
干王居香港久，与洋人相熟，知西法之善，欲行新政以复天国之盛，乃著《资政新篇》，分法法类、用人查失类、风风类、刑刑类四编，曰事有常变，理有穷通，要在因时制宜，审势而行，当变通为律，谏天王以法西洋之善法，效其制度技艺，变风气法度，兴贸易制造以自强；兴学校，启民智，废避讳以自智；禁鸦片，兴外交，废蛮夷轻污文字以自雄，天王多嘉许之。
天朝法令甚酷，动曰天法，废徒刑，审处草率任性，犯者非杖即杀，朝野苦之，李秀成等尝切谏，天王不听。《资政新篇》亦以善待轻犯，设徒刑，重廉耻教化谏之，天王许而心未然之，且曰天法杀人不能免，后果寝而不行。
自东王亡故，翼王他走，天京威令不肃，郡县守将多拥兵自雄，挟势求封，乃至自署官职。英王患而驰书干王，上《功劳部章程》，欲以法度裁制之。干王载诸《资政新篇》，未几复颁《立法制喧谕》，殷殷谕众以集权，曰国家机要，惟在铨选，若不加裁抑，不出一年，爵禄滥觞，将无以为政。且诫以胜则卒伍之职，亦足荣及祖父，败则王侯之位，适足祸及宗族。天王甚嘉此政，颁而行之，自是封赏悉集朝廷。然天王、干王所思者，集大柄于洪氏而已，方镇滥封虽息，而天京封赏之滥，乃变本加厉，人心为之益散。
干王以西洋言论畅达，颇利政务，于书中唱兴新闻之意，天王恐清人借机造谣生惑，答以缓行。
干王好变易章程以自尊，以秀才、举人、进士等为前朝所用，乃尽改文武科举名目，遂有秀士、达士、约士诸名目，官职章程，亦多所改易，复作《钦定英杰归真》以张大其意。然疆土狭促，军务倥偬，干王身居首辅，汲汲此务，朝野惶惑而未知许也。
忠王与干王不睦，干王乃作兵要四则以赠之，言为将之学问，之道德，之法律，知蓄锐之方也。谕以师克在和，不和则人心不一，不一则涣，感之以廉颇蔺相如故事。忠王重其意而奉命，然以干王不娴兵旅，中心终有泱泱不服之意。
书成，旨准颁行，赞誉蜂起。赵烈文时在曾国藩幕中，得《资政新篇》，览而叹曰：“此文颇有见识，于夷情为谙熟，以此量之，似贼中不为无人也。”